【关键词】社会排斥;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

　　1、引言

　　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及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可能处于作为农村人、外来人、年轻人的三重弱势境地，成为中国目前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与年长的流动人口不同，该群体难有归属:农村户籍使他们客观上不属于流入地，而从未或很少从事农业劳动使他们在主观上对户籍地缺乏认同。因此，即便他们乡土感情淡薄，又对流入地具有强烈的融入愿望，但很大程度上仍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面临着心理上的乡村社会排斥与事实上的城市社会排斥双重困境，既回不去农村，也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困境引起了学界(如:刘传江、程建林，2008;王春光，2001;魏晨，2007;许传新，2007)和政府机构的高度关注。201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具体明确地要求地方政府和研究者提出有效对策，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文件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了学界对该群体的重视。众多学者或从理论上、或利用地方性数据分析他们在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地位，并通过与年长流动人口的对照，判断他们在流入地的生存发展状况(刘传江，2010;王春光，2010;杨菊华，2010a;徐新林，2010;邓秀华，2010)，从而描绘了一幅幅具有代际特点的生动画面。

　　然而，社会融入问题比较复杂，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复杂性和差异性说明了两点(朱宇，2010):其一，适用于全国的结论未必适用于每个地区，故需要加强对各地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研究，以揭示地区之间的差别，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二，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本身值得关注，表明我们对该群体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偏差，故需要全面获取有关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信息，准确把握他们的特点，并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做出更为切合实际的判断。

　　作为涵盖多个维度的社会融入的核心指标(杨菊华，2009)，经济融入是其他层面社会融入(如:行为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的基础。一般情况下，只有流动人口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收获了像样的收入，拥有了像样的居住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才能真正融入到流入地社会。我们认为，在探讨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时，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相对性，即只有与本地市民进行对比，才可判断其融入情况;二是分层性，即需要关注不同流动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层(如: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差别);三是朋辈性，即不仅需要将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进行对照，而且需要将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同辈人进行对照，尽管与年长流动人口的比较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如，时期特点和年龄队列对不同世代流动人口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以社会排斥为理论框架，以融入的相对性、分层性和朋辈性为分析视角，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并通过与其他多个相关群体的比较，探讨他们的相对融入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初步政策性思考。

　　2、研究背景

　　2．1近期中国青年流动人口状况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农村劳动力过剩、城镇企业的劳动力短缺及户籍管理制度，共同推动了农村、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向城镇、较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以寻求更好的生存机会。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飙升至2010年的2．2亿多人(国家统计局，2011)，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6．5%。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绝对和相对贫困。然而，大多数流动人口仍被排斥在许多公共福利之外，乡－城流动人口更是如此。由于农村和外来双重身份，即便他们在城市生活了数年，但始终被当成农村人、外来人，职业声望差、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乏、劳动时间长，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过着单调、低下的生活，与本地市民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持续增长。比如，2005年，在所有带薪工作的流动人口中，约38%在26岁以下(杨菊华，2010a);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16～29岁青年流动人口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0%。他们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在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成长，多无农业知识(刘传江、程建林，2008;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2009)，缺乏农村生产经验，总体上与家乡的感情淡薄，却强烈希望融入城市社会，真正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即使无法融入城市，他们既不打算、也不愿意、且大部分可能最终也不会回归农村。

　　然而，由于种种障碍，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却像“三明治”中间的夹层一样，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城乡间游走，在城市中漂泊，难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无法落地生根(刘传江，2010;王春光，2010)。相对于年长流动人口而言，他们通常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期望、生活消费支出和更好的社会保障，但不能吃苦耐劳。然而，他们的职业声望、就业状况、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仍无法与流入地市民相比(杨昕，2008)，多感受到不公平的报酬待遇(许传新，2007)，社会保障更差(夏丽霞、高君，2009)。

　　总体而言，尽管有关青年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现存研究对该群体的定义分歧很大;又如，多数研究仅停留在特征描述上面，缺乏深层次的探讨，且彼此之间相互矛盾;再如，大部分仅比较青年人与年长者，未将他们与当地同龄人进行对比;最后，多仅关注“农民工”，未区分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即便杨菊华(2010a)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了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在职业、收入、保障、劳动时间和住房条件等指标的差别，但该研究也只是一般性的描述，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而且，该研究只是针对单个指标，未能把握经济融入的全貌。本文将从理论和方法上推进相关研究。

　　2．2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是与社会融合相对应的一个较新的概念，自1974年法国官员ReneLenoir提出后，得到快速完善和发展，且被广泛应用于贫困、流动等领域研究之中(江立华、胡杰成，2006;Berghmam，1995;Gordonetal．，2000;Kenyonetal．，2002;Rodgers，1995)。概而言之，该理论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群体因为民族、种族、宗教、性取向、种姓、血统、年龄、失能、HIV感染、流动、居住地点等多方面(或单方面)的原因而遭受歧视和污名化。

　　其二，社会排斥具有多维度性质，包括经济活动、政治参与、文化排斥、社会关系隔离等(Gordonetal．，2000)。不同维度的排斥相互强化，从而使得被排斥群体不仅难以摆脱困境，而且还使他们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差别不断扩大。其三，社会排斥具有累积特点(Littlewoodetal．，1999)。一方面，某个维度的排斥会导致另一个维度的排斥;另一方面，被排斥之人不仅会逐渐内化自身的弱势，而且还会通过世代传递而延续到下一代，其边缘化的困境被不断地“再生产”。其四，社会排斥源于多重因素，特别是国家、社会、团体与个体之间的多重逆向互动。排斥可能发生在任何情景之中。即便在社会接纳的宏观政策背景下，社会排斥也难以避免;主流社会总会想方设法且有效地利用现存的制度、结构、心理等多种因素和手段将某些群体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以便维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上述种种特点使得被排斥的社会成员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不仅物质生活低下，而且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出现断裂，无法有效地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与主流社会出现隔离(Duffy，1995)，呈现系统性弱势。当前，在中国致力打造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有意的社会排斥并不多见，但这并不表明社会排斥现象已经消失;相反，一些弱势群体依旧遭遇各种制度性、结构性和其他方面的排斥。

　　2．3社会排斥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分析框架

　　就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在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得不到流入地社会的接纳和包容，依旧受到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排斥。其中，在经济领域，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职业声望差、劳动时间长、收入水平低、居住隔离强的特点。在公共服务领域，他们享受不到与流入地普通人群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具有作为外来人(和农村人)的(双重)弱势。在政治上，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实际上已经从户籍地的政治系统中脱离出去，但又没有流入地户籍和市民身份，既不会在流出地行使政治权利，且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也不能参与流入地的政治生活，成为“政治边缘人”。在社会交往方面，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人际交往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主要围绕着血缘、地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同时，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边缘，与城市居民在互动层面上出现断裂，不被认同、接纳，这不仅使他们与本地市民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史斌，2010)，而且还难以享受相应的社会成果和公共权利，自身的合法权益也难以保护，从而遭遇巨大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出现相对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鉴于经济融入是整体社会融入的基础，最明显的社会排斥往往最先体现在经济融入层面，故本文仅关注经济领域的社会排斥。

　　从理论上看，社会排斥主要通过二元户籍制度、流入地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及工作经验的缺乏和职业技能的低下作用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这些因素涉及3个维度:本地和外地的户籍地点、城镇和农村的户籍性质、年轻和年长的年龄队列;前两个维度属于制度性和流入地社会的结构性因素，而后者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关。其中，户籍性质将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和城－城流动人口区分开来，户籍地点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区分开来，年龄将年轻和年长人口区分开来。综合而言，这3个因素将流入地社会人群区分为6个群体。它们共同作用，强化对外来人口、特别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排斥，使他们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维系甚至加深他们与本地市民之间的隔离和断裂。

　　因此，在分析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时，必须关注相对性、分层性和朋辈特征:其一，融入的相对性。经济融入是相对于流入地市民而言的。参照群体理论认为，个体虽然隶属于某个群体，但在他们的心中往往向往另外一个群体(即参照群体)，并向参照群体看齐。融入与否和融入程度都是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的，而不是机械的绝对值。在流入地社会，本地、外来之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流动之前，人们多以当地同辈人群为参照对象，而在流动之后，其参照对象就变成了流入地市民(即便他们自己与流出地之人相比，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由于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的排斥，各地多项公共福利仅当地市民可以享有;社会福利的跨省或跨地区转移接续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相当困难的。比如，即便流动者的工作单位为其购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旦他们流动到新的地方，这部分保险金在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很难转移。由户籍地区分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分割剥夺了部分流动人口多方面的机会，使之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涉及到公共产品的领域。基于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均处于劣势。

　　其二，融入的分层性。户籍制度使我们在进行流动人口研究时，必须区分不同户籍性质，比较因户籍类型的不同可能造成的社会分层。②户籍类型将人区分为乡下人与城里人，并以此作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及其他机会的重要基础，造成对农村人的相对剥夺。农村户口劣于城镇户口，农民具有先天和后天双重劣势。自出生之日起，他们就被贴上“农民”的标签，低人一等，这是无法选择的先天劣势;同时，在中国城乡分层的宏观背景下，他们缺乏依附在城镇户籍上的各项机会、权利和福利，而这种后天劣势亦难以摆脱。进入流入地后，一方面是他们希望从事什么工作;但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较低的人力资本，具有排斥性的劳动力市场，及当地公共政策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等因素，他们能干什么工作却是另一问题。多数乡－城流动人口由于绝对受教育程度低，且在工作前后缺乏职业培训，故缺乏可以从事声望较好、收入较高职业的技能。因此，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别无选择，只能从事最苦、最脏、最累、最无望的工作，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就业，承担处于社会劳动底层的简单工作，收入水平低下，工作时间特别长，难以获得公共住房与社会保障。相反，城－城流动人口相对于乡－城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而这些因素无疑会显著影响其经济整合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本文假设，城－城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优于乡－城流动人口。

　　其三，融入的朋辈性。在探讨青年人群的经济融入时，是相对于年长流动人口而言的。尽管以往研究大多认为，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优于第一代乡－城流动人口，但我们认为，作为农村人、外来人和年轻人，他们仍就可能是最脆弱、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和福利的群体，被相对排斥的社会群体。因此，本文最后一组对比同时包含了年龄因素、户籍性质和户籍地点因素，考察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绝对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上是否遭受三重弱势。鉴于他们职业技能较低、社会资本缺乏，故本文假定，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处于作为农村人、外来人和年轻人的三重弱势。

　　3、数据与方法

　　3．1样本

　　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对比、分析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等相关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及不同身份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水平、模式和相关因素，检验上述理论假设。关于该数据的优势与局限，我在《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一文中有较详细叙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介绍。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数据时效性不强，但它比2010年的普查数据更全面，因为后者没有收入、保障等重要信息，故而依旧是回答本文研究问题的最合适数据。

　　本文的样本包括年龄在16～55岁、户籍身份确定的在业人口。流动人口定义为因外出务工而离开户籍地、且离家半年以上的人口。本地市民定义为持有当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他们既是流入地社会的主流群体，也是流动人口希望成为的目标群体。在应用这些条件后，最后的样本量为357258人;其中，62．6%为本地市民，其余37．4%为流动人口。

　　3．2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经济融入，衡量为两个相互关联的综合指数，以从总体上考察、把握全部样本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流动人口的相对融入情况。第一个指数是绝对经济社会地位指数，由职业、每周劳动时间(下称“周工时”)、月收入、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等5个要素构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声望、周工时和月收入高度相关，因子负载超过0．78;社会保障与住房条件高度相关，因子负载超过0．72。可见，虽然这些指标并非同等重要，但相关系数和因子负载表明，每个因子内部的各项指标高度相关，可提取两个公因子。继而，将每一因子的解释力作为权重，构建经济社会地位综合指数。其取值介于［0100］之间;取值越大，表示经济社会地位越高，反之亦然。这个指数代表了所有样本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每个样本都有自己的相应取值。第二个指数是以地区为单位、本地市民绝对经济社会状况为基础计算的流动人口相对融入水平。其参照对象不是单个本地市民，而是本地市民的平均水平。

　　主要自变量为年龄、流动身份、流动特点。年龄衡量为两个分类，即青年人和其他人群———青年定义为1980年后出生人口;2005年，他们介于16～25岁之间，赋值为1。该定义主要是为了便于与其他研究中的“新生代”进行对比，2005年，他们小于或等于25岁。流动身份为三分类变量: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这样划分既可进行群间比较(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也可进行群内比较(不同户籍性质流动人口)。此外，为同时考察年龄和流动身份对经济融入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一个整合年龄和流动身份的综合测量，该测量包含6个分类:青年乡－城流动人口、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年轻市民、年长乡－城流动人口、年长城－城流动人口、年长市民。

　　流动特点有两个变量:一是流动距离，二是流动时间。前者包含3个分类:地区内流动、跨地区流动、跨省流动。虽然现有研究显示，跨省流动有可能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杨菊华，2010b)，但也伴随一些问题。地区内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情境、文化背景、方言体系与当地居民一致，社会支持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且当地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险对其适用，或较易转移原有社会保险。这些都会促进地区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入。相反，跨地区流动则会使流动人口遇到方言障碍，失去大部分的社会支持，在就业市场和日常生活中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对跨省流动人口更是如此，因为跨省流动不仅距离扩大，也使得行为适应、公共福利的转移接续和日常生活更加困难。流动时间即离开家乡时间，定义为两年以下、3～5年、5年以上三类。虽然对一部分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流动人口)而言，该时间可能就是他们在现居地的居留时间，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可能先流动到其他地方，后到现居地，故在现居地的居留时间可能比这个时间短。由于无法获得流动人口在现住地的确切居住时间，该变量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之间的关系难以判断为因果关系。尽管如此，它仍然反映了离家时间与经济融入状况的关系。

　　本文控制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教育程度、就业行业和单位性质等多个可能影响经济融入的因素。

　　4、青年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

　　对数据的初步描述结果(结果未在此显示)表明，在构建指数的各项指标中，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存在显著差异;流动人口又因户籍性质而存在差异。其中，乡－城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特别长，并从事着本地市民不愿承担的低声望工作，收入少，社会保障水平低，居住条件差。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更是如此:他们的职业声望得分仅为35．41，每周工作55．44小时，月收入仅为896．72元;其平均社会保险参保数量为0．47，住房条件仅得19．21分。除社会保障外，他们在其他4个方面的得分均是6个人群中最低的;而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得分最低，收入与同户籍的青年人差不多。同时，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状况、基本人口学特征和职业特征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全部样本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分为61．5，其中，本地市民的得分最高，为67．8，乡－城流动人口的得分最低，城－城流动人口得分居中。这些数据表明，不仅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状况较差，普通的本地市民也尚未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往研究由于数据的局限大多将本地市民的经济社会地位赋值为100或1(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本文的分析结果不支持上述假设。城－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状况显著优于乡－城流动人口。此外，三类人群在人口学特征、教育和就业特征等方面、两类流动人口在流动范围和离家时间上也都存在显著差异。

　　展示了按年龄和流动身份划分的全部样本的绝对经济社会状况和相对融入水平。就绝对经济社会地位而言，在3个群体中，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最低;在所有子群体中，年长乡－城流动人口和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状况基本一样，位于最差之列;而无论户籍类型和户籍地点，青年人的经济社会状况都较差;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经济社会状况差异不大。就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来看，每一群体的相对融入模式与绝对经济社会状况的模式大同小异。在流动人口4个群体中，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最低，次为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年长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经济社会状况最好。

　　5、模型分析结果

　　单变量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都表明(这里没有完全展示)，上述六类人群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显著差别，除两类乡城流动人口外;同时，控制变量多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表明有必要对数据进行模型分析。由于数据的多层结构性质，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多层空模型分析，将地区作为高层单位、个体作为低层单位，结果表明使用多层模型的必要性。下面先分析全部样本，再分析流动人口样本。

　　5．1绝对经济社会状况

　　全部样本绝对经济社会状况多层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a单独考察年龄和流动身份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年轻人比其年长者的总体经济社会状况更差;本地市民和城－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分显著高于乡－城流动人口，且将本地市民作为参照组的模型分析结果(这里没有列出)显示，城－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分也显著偏低。显然，作为外来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处于弱势地位，而既是外来人、又是农村人的乡－城流动人口更处于双重弱势地位。

　　为考察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是否处于三重弱势地位，本文将流动身份与年龄进行交叉来拟合模型。模型1b显示，16～25岁乡－城流动人口的系数为正，而同年龄段城－城流动人口的系数为负，但这并不表示乡－城流动人口的状况更好。包含交互项系数的解释不同于没有交互项的系数解释，要同时考虑主要影响和交互影响。因此，为解释年龄和流动身份对因变量的影响，应将流动身份和年龄的主因素系数与交互项的系数相加，从而得到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系数值为负7．36;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的系数值为负3．61。可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分比市民平均低7．36分，而同年龄段的城－城流动人口的得分仅低市民3．61分。显然，在考虑了年龄的因素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处于明显的三重弱势地位。

　　这一特点在使用年龄和流动身份综合变量的模型1c中进一步得到证实。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显著低于其余五群体。若将年轻市民作为模型参照组(结果未在文中展示)，则仅有年长市民的经济社会状况更优，其他4个群体都显著较低。综合考虑以上结果，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不论户籍性质，外来者都均处于弱势;二是乡－城流动人口处于双重弱势;三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状况最差，处于三重弱势。相反，年长市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最高，次为年轻市民;而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处于社会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可见，本文的研究发现不支持目前对青年农民工的流行观点，即认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于年长农民工。这种差别应该与不同研究之间使用的数据、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定义和理论视角等方面的差别有关。

　　其他变量在模型1b和模型1c中均相等，且与模型1a也十分类似。女性、汉族和在婚样本的经济社会地位显著高于男性、少数民族和不在婚者。受教育程度与经济社会地位高度、线性相关，且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在所有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最大。在不同行业中，经济融入的差别也十分显著;同样，在同一产业内部，在不同工作单位就业者的经济社会状况也存在差异。

　　5．2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

　　为考察流动特征对流动人口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本文拟合了两组模型:一组针对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另一组为流动人口的相对融入状况。由于两组模型的实质相同，故文中仅展示后者的分析结果。表3中的模型分别针对全部流动人口(模型2a和模型2b)、城－城流动人口(模型3)、乡－城流动人口(模型4)。模型2a使用年龄和流动身份的单独变量，模型2b使用年龄与流动身份的复合变量。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内部分层显著。虽然同为外来人口，但户籍类型把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区分开来:前者的融入水平显著高于乡－城流动人口，二者差值高达7．68分。青年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在模型2b中加入16～25岁与乡－城流动人口的交互项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融入水平降至负9．94，较本地同龄市民低近10个百分点。

　　流动特征对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融入水平的影响性质相同。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流动所跨越的行政区划越大，经济社会水平越低，其中跨省流动的劣势最为明显;相反，离家时间越长，融入水平越高。尽管由于无法获知流动人口在现居地的确切居住时间，因而不能对居住时间与因变量做因果关系推论，但现有结果显示，流动时间与融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就控制变量而言，少数民族或在婚的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较低，虽然婚姻状况对其影响相对较弱。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入状况影响最为显著，提升他们的融入水平，且教育回报对城－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影响大于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就业所属的行业部门对相对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经济社会得分均高于从事工农业的人口，在商业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差异更小。然而，工作单位的影响却因户籍性质而异:相对于个体户而言，在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的城－城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显著高于乡－城流动人口;然而，不论何种户籍，凡在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差距都很小，尤其是城－城流动人口。

　　基于模型1c与模型2b的分析结果，本文预测了六类人群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流动人口的相对融入水平。预测的假设是，这六类人群均为已婚、汉族、女性、高中毕业、就业于制造业中的集体企业;若是流动人口，其流动区域为跨地区流动、离开家乡3～5年。若她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其经济社会地位得分为57．4;若是26～55岁的乡－城流动人口，其社会经济得分为58．7，以此类推。一名具有上述特征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分相当于本地市民经济社会地位的78%。

　　6、总结与结论

　　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由职业声望、劳动时间、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等5个因素构成的综合指数，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的基本特征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了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是否因户籍制度和流入地社会的结构性因素而受到经济排斥，遭受三重弱势。借助描述性和模型分析方法，通过对基于年龄、户籍性质、户籍地点3个主要要素形成的六类组群进行系统性对比，文章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第一，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处于三重弱势地位。若对本文关注的六类人群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行排序，则本地年长市民居于首位，次为本地年轻市民，此后依次为年长城－城流动人口，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年长乡－城流动人口，最后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可见，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确处于按年龄、户籍性质和户籍地点划分的6个群体中的最底层，不仅比城镇户籍人口差，甚至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也存在显著差别(虽然差别较小)，凸显出三重弱势。

　　第二，城－城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也都显著地低于本地市民(进一步的细分发现，他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和住房方面)。虽然他们的户籍性质与本地市民一样，且大部分人有着与本地市民类似的受教育程度，但却很少在高社会福利、高住房补贴的产业部门或工作单位就业，而是大多集中在私营企业工作。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作为外来人的他们无法充分有效地参与流入地的经济生活，也未能公平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该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内外之别”。社会保障和住房福利方面的差异也表明，城市社会从体制、制度上仍将他们排斥在外。同样，在城－城流动人口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基于年龄的社会分层。

　　第三，经济社会地位较低是年轻一代的共同特征。不管流动身份和户口身份，在本地市民、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3个群体中，年轻人的状况都较差。青年乡－城流动人口、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和年轻市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尽管高低有别，但与年长者相比的模式相同，突显出朋辈特点。

　　他们多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仅有较少甚至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缺乏较高的职业技能，故难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所不同的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极低的经济融入水平清晰地揭示出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区隔。诚然，融入水平较低与其人力资本积累较差(如:受教育程度低)而无法在满意的产业部门和工作单位就业相关，但本文的模型分析控制了上述变量，故必然还有其他因素作用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我们认为，由户籍性质决定的“城乡差分”和由户籍地点形成的“内外之别”的影响最大。如果说年轻的劣势具有朋辈特点、为自然属性的话，那么，流动人口整体上的弱势无疑与人为的社会因素(包括户籍类型、户籍地点及其附着在这些制度背后的其他显性和隐性因素、以及流入地社会对外来人口的结构性排斥)干系甚大。显然，乡－城流动人口遭遇更多的制度和结构排斥，但城－城流动人口也未被有效地纳入到流入地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在短时间内还难以从根本上逾越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使得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脱离社会底层的境地。

　　这些发现表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与具有排斥特征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前所述，他们多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进入城市，1/3的人从未干过农活(刘传江、程建林，2008)。与年长流动人口不同，在情感上，他们与城市(而不是农村)更为亲密;在行为动机上，他们流动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并最终融于城市社会。然而，在城市社会的排斥下，这样一个鲜活、对城市和未来充满期待的群体却难以找到认同和价值的肯定，梦想被打破，融入的意愿难以达成。

　　事实上，城市越发达，融入的渴求就越强;而意愿越强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剧烈，从而滋生失落感、挫败感和被剥夺感，对城市社会失去信心，在情感上出现“渴求－失落－退缩”的怪圈和恶性循环，并因此而产生对流入地社会的对立、对抗情绪，甚至出现偏执行为。

　　基于以上发现，我们有必要对“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去“标签化”，并重新解读他们在流入地社会的经济成就。无疑，青年流动人口享受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即相对年长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进入城市的机会;然而，他们却又被这些社会成果排斥在外，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于城市同辈群体依然较低，他们就业于社会经济的最边缘部门。虽然他们在城市劳动，衣着行为等与当地青年差别不大，但他们既不是流入地的市民也不是流出地的农民。虽然他们在短期内不愿也不会回归农村，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却遇到了各种障碍，并且很难如愿地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年长流动人口，但其程度仍然很难保证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无疑希望摆脱最脏、最苦、最累、最乏味的工作，但其职业技能与工作经历决定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他们或许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被溺爱的一代，但宠爱只限于家庭之内—在流入地社会，他们还得承受时间最长的劳动，居住在条件最差的环境中。社会融入的开始，也就是经济融入的进程缓慢地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前行，或许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全体主流社会中达到普惠状态、社会资源分配不存在相对竞争时，真正的社会融入进程才会全面开始。

　　上述发现暗示着，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同人群的受益有别。虽然中国的人口流动、城镇化、市场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公共福利的不断改善，而且从绝对意义上看，所有人群都可能受益于社会的发展，但从相对视角来看，不同人群的受益情况大不相同。对于流动人口，社会发展产出的一些潜在的积极后果可能被一些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例如户籍性质或户籍地点)所削弱，也被流入地的社会排斥和本地市民对外来人口有意或无意的歧视因素(本研究未检验该因素)所稀释。因此，仅仅依靠市场功能，难以有效实现外来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向本地市民的转化;外来人口的融入过程仍然由于其他因素的阻碍而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因此，为推进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和总体社会融入，政府在推进教育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消除一些地方保护性政策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微观层面来看，作为影响作用最大的自变量，教育是提高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与教育相关的工作技能的改善和提高对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钱、享受基本的公共福利、过上体面的生活也都不可忽视。

　　否则，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将使其始终处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即使户籍制度被取消，其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大部分城市居民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但五分之四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仅接受了初中及以下教育。这表明，与同龄城市市民相比，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从一开始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地位低下的经济产业部门，而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的人通常就业于这类部门。如不在农村加快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尽快改善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则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将会永远从事处于社会分工链条最低端、最底层的工作。在现有体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教育政策背景下，很难希望他们与年长流动人口表现出根本性差异。

　　然而，教育仅是提高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即使城－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本地市民类似，其经济社会地位仍显著较低。显然，户籍制度及其连带的地方性保护政策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户籍的城－乡分割使许多社会福利、公共产品仅惠利于城市户籍人口，从而使得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社会一员而体面生活的愿望非常难以实现。因此，若不消除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则期望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工作和生活境遇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内外之别”是另一个不易跨越的障碍，使具有类似受教育程度的城－城流动人口在综合经济社会地位方面也处于弱势，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高于本地市民。如果取消户籍制度，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差距便会随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而缩小。如果没有“本地”与“外来”的内外之别或地方保护，新老流动人口、城－城和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融入水平将在城镇化进程中较快提高;青年流动人口也会不仅“新”在年龄小、无农业劳动经验、对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和家庭负担较轻等方面，而且更“新”在生活质量和经济社会地位上。

　　两年前我曾说过、现在依旧强烈认为，如果没有制度的创新和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均等化，当下的青年流动人口仍会重复1980年代和1990年代年轻流动人口走过的不平等之路和经历过的艰难生活，他们的子女难免也会重复他们的故事。社会排斥和弱势地位代代传递、延续和再生产，使得纵向社会流动的愿景难以达成。